普洱茶之于西藏是一种如此特殊的商品，它从佛海(今勐海)出发，走出国门，穿过印度，折道往北，进入西藏地区，形成了一条源源不绝输送健康的血脉。

       百年后的今天，普洱茶注定要再度走上了这条道路，穿山越岭，仍旧承载着带来健康的重要使命。

       民国二十年(1931年)，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委令王图瑞先生去调查云南西北边地的教育情形。王先生先后对中甸、维西、丽江、兰坪各县及上帕、知子罗、菖蒲桶三设治局等地进行调查，并写成《云南西北边地状况记略》一文，并被收录入由陈玉科主持、饶继昌等编辑、龙云与龚自知为序、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于1933年5月印制出版的《云南边地问题研究》(上册)一书中。文中提及中甸一地的喇嘛，这样写道：“喇嘛僧侣既成为贵族阶级，大半养尊处优，除拜佛诵经而外，不做什么生产工作，有些喇嘛是经商，深入内地，俨然是大腹贾的气派，他们常到宾川县属之鸡足山烧香朝佛，有的还要到思茅普洱一带驼运茶叶。”

       其又记载：“云南对于康藏一带的贸易，出口货品以茶为最大，康藏人民的茶叶消耗能力，可算是世界第一，他们每日三餐，刻不能没有茶叶;所以，云南的千万驮的粗茶业，三分之二以上都往康藏一带销售，思普沿边的产茶区域，常见康藏及中甸阿墩子的商人，往来如织，每年的贸易总额不下数百万元之巨。”

       同样是在《云南边地问题研究》一书中，还收录了范义田先生的《谈谈江边古宗》一文，其文记载：“古宗地，农产虽缺乏，而矿产则丰饶，故殷实者亦颇不少。常腰缠万贯，骑马千百，入内地市布匹盐茶以归。而普洱茶，尤为其日常嗜好，每年出而运载，为数不下巨万，名曰‘赶茶山’。”1933年12月印制出版的《云南边地问题研究》(下册)收录有李文林先生的《到普思沿边去》中记载：“由佛海过打洛渡(南览河)入缅甸，到印度放洋，经新加坡而达香港，又可由印度而入后藏(佛海茶叶运入后藏，即由此道)。”该文中还记载有当时的佛海县教育呈文，提及“(佛海)山水明秀，平原广远，田土肥沃，出产以茶叶樟脑梓梗花米为大宗。每年冬春之际，商旅云集，西藏人亦多有至此地购茶者，沿边商业之中心也。”

       民国二十五年(1936年)，时任暨南大学经济系教授陈碧笙积极参与抗日进步活动，并远赴滇缅边界地区，进行实地考察和社会调查，陆续发表了《滇边经营论》《边政论丛》及《边政散记》等专著。陈碧笙先生在其民国二十七年刊印的《滇边经营论》(收录于林文勋先生主编的《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》)中记载：“迤西之顺宁、缅宁、双江、迤南之景谷、车里、镇越、江城、南峤、澜沧诸县，莫不产茶，即著名之普洱茶是也。年产在十万担以上，为滇西南重要产物之一。有散茶、圆茶、紧茶之分。其输出之途径有五：(一)取道下关，以销售于省城、四川;(二)取道把边江，以输出于越南、香港;(三)取道缅甸之景栋、洞巳、仰光，渡海由印度之铁道，以输售于西藏;(四)取道景栋、猛令，以销售于暹罗、南洋;(五)用马驮，经由阿墩子以销售于西康。其贸易范围之广，在国内茶产中殆无伦比，亦滇边最有希望之实业也。”

       民国三十三年(1944年)江应樑先生编著的《思普沿边开发方案》，时任云南民政厅厅长的昭通人陆崇仁先生在序言中写道：“茶为本区有历史性之产物，驰誉数百年之普洱贡茶，实以本区为原生地，今日之所谓车佛茶，在西藏有不可动摇之声誉与市场。”在《思普沿边开发方案》第六章“农林建设”中写道：“本区为我国大叶茶之原生地，闻名全国之普洱贡茶，实际即本区所产。因数百年之驰誉，夷人对茶树，已有普遍之培植，昔年除销内地外，并以西藏为主要销场，盖藏人非车佛茶不过瘾。英政府曾移其种于印度种植，投下极大资本，拟夺中国在西藏之茶叶市场，结果出品藏人认为无车佛茶之天然香味，仍不乐用。”从上述种种文献资料不难看出，自二十世纪初开始，普洱茶主要是从西双版纳、普洱等地经大理、丽江，再经过中甸之后，进入藏区行销。这些文献资料，成为云南普洱茶进入藏区的有力佐证。

       本文节选自

       乾隆五十八年，他在西藏邂逅普洱